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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形”的主要构成因素是线，或者说＂造形”基础是白描，西方“造型”主要因素是体面，“造型”基础是素描。（西方也有很多以线为主要造型的大师，如罗丹、席勒等的线性素描，但二十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以体面造型为主的写实素描）》。二十世纪，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写实性造型成为水墨人物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与传统的中国绘画中将“逸”格排在首位的品评标准有所不同。写实人物画欲借西方写实肖形的画风来改造文人画、来革文人画的命，这实际上也是在对中国画传统评判标准进行解构。新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带来新的评判标准。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水墨人物画品评标准受到政治和文艺政策的干预和引导，在内容重于形式的前提下，作为中国绘画主要因素的笔墨是不是仍是品评的重要依据？建国初民族虚无主义的盛行，全国范围内新年画的推广运动，使笔墨失去了用武之地，新年画只需掌握写实的人物造型，运用勾线平涂的技法，表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评画不再沿用传统绘画中“逸、神、妙、能”的评判标准，而将否反映生活，是否为工农兵服务作为首要评价准则。脱离生活、扦发个人感情的作品便不是好作品，或者是宏大叙事的历史主题画，即使是表现微小生活细节之作品。也需以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新面貌为目的。建国最初几年，水墨人物画之笔墨形式审美，特别是笔墨营造的精神性审美都无从谈起。毛泽东在１９４２年５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但政治标准应放在第一位，艺木标准应放在第二位”。建国后，对中国画的评价标准是这两个标准的延续：内容重于形式，文艺是否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否以“现实主义”表现生活，而这个“现实主义”是基于社会主义政治观之下的现实主义。１９５３年１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周扬指出：＂我们对民族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的全部遗产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１９５３年之后，水墨人物画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虽然主题仍是工农兵为主，表现方式仍是写实性人物形象，但笔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由发展，不再是新年画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国画逐渐受到重视，传统画家的思想和创作经过改造后，进而开始转向新国画改造。１９５６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提出，水墨人物画迎来了更加宽松的创作环境。十七年时期，在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内容成为首要品评标准，政治功能成为其主要功能。在主题单一化前提下，可以从建国后几次重要美术展览的获奖作品一窥当时中国画评价标准。１９４９年７月，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举办的全国美展上，中国画展出作品只有３９件；１９５３年。“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有２００余位作者参加，参展作品有姜燕的《考考妈妈》，黄冑《爹去打老蒋》；１９５５年，“第三届全国美展”，中国画有２１４件，代表作品有。周昌谷《两只羊黑》、汤文选《婆媳上冬学》、杨之光《一辈子第一回》、李斛《工地探望》等；１９５６年７月，“第二届全国国画展”收到了３５００幅作品。入选作品９４４件。突出的水墨人物画作品有方增先《粒粒皆辛苦》、黄冑《打马球》、叶浅予《头等羊毛》等。由以上美术展览可以看出，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３年间，基本是新年画一统天下的局面，全国范围的新年画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１９５３年后，开始批评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黄胄《爹去打老蒋》在“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的展出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证明了水墨人物画同样可以担负政治教化功能，传统笔不应当被忽视。１９５３年后，国画家们从新年画创作回到自己的专业创作上，传统笔墨开始重新寻找发展的契机，这时期的评价标准是笔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笔墨在时代政治干预之背景下，在表现主体性和传统形式意味中寻找平衡和转型之路。影响笔墨之变的多重原因第一节新中国文艺政策影响下的笔墨衍变一、中苏关系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西方以欧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强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维护国家利益，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各方面人才相当Ｓ乏，经济落后。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苏联向中国派遣了大批专家，帮助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除此之外，苏联还在军事、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给新中国以支援，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在文艺方面，对中国教育、文学、电影、美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画创作和高校美术教学训练基础上上，呈现欧洲写实素描和苏联契斯恰科夫素描体并行发展状态，在这时期美术院校基础训练中，并没有中国传统的白描、书法等内容，这是政治对文艺发展影响的一个体现。１９５８年之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逐渐幵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全盘苏联模式进行调整和反思。表现在文艺政策上，就是国家对于民族化艺术形式的重视。并在美术教学上提拔秉持传统绘画技法和主张“中西要拉开距离”的潘天寿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他上任后提出一系列美术教育改革，方向是弱化素描基础，强化中国画传统造型基础，目的是重拾中华民族艺术的信心，在立足传统笔墨基础上寻找创新之路。１９６０年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直至破裂，中国政治探索民族化发展，艺术受其影响同样也在立足本民族立场上得到建国后空前宽松的创作氛围。１９６２年＂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大讨论更是将传统笔墨问题的探讨走向深入。国际关系和政治形式变化影响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文艺政策对于文艺界的动向有直接指导作用，而新中国文艺政策调整方向与中苏关系变化有直接关系。“新年画”、“新国画”改造与笔墨衍变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是建国前文艺思想的延续。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深入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文艺指导思想是“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建国后对国画釆取“改造”以适用于新时代需要，而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却“虚无主义”盛行。新中国文艺政策使“工农兵”成为人物画表现的主要内容。“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文艺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改造中国画的决心和方法，如蔡若虹的《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载《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２日。江丰的《国画改造第一步》，载《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５日，王朝闻的《摆脱旧风格的束缚》，载《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６日，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载《人民美术》，１９５０年创刊号等。文艺领导和国画家们在改造中国画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国后中国画改造，并不同于世纪初为寻求民族绘画出路而进行的改良中国画运动，而是对画家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作中以内容之变牵动笔墨之变，对民族绘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４９年７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旧文艺的改造问题。他指出“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２１建国后中国画改造，首要的是内容改造，在人物画创作上，以＂工农兵”为表现对象，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表现上，选取了易于普及的年画形式进行改造。作为民间最流行的艺术形式之一，年画曾在根据地和延安时期被作为群众思想教育的工具，通俗易懂，是群众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宣传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艺政策延续了延安时期的革命美术传统，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新年画运动。“这些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广的画种在广泛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现实生活中。已成为激励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工具，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锐利的战斗武器。”２２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文化部发布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过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文件提出推广普及新年画的工作任务，明确乐见的美术形式，宣扬新中国的新成就，发展民族传统艺术，旨在把少数人的艺术改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这场大规模的群众美术运动，推动了美术创作，起到让美术深入大众生活的作用。全国进入艺术“普及性推广”期，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都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艺术失去本体性的价值，审美的作用退居其次，首要的是进行社会教育和政策宣传，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很多国画家也投身到新年画的创作中，但无论从技法上、表现形式上还是审美趣味上，都与传统中国笔墨审美相去甚远。因此，此时期的水墨人物画笔墨发展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李可染称其为“解放后中国画突然降临的沉寂”。这种状况持续到１９５３年才得到改善。开展新年画运动到１９５３年，众多国画家投身到新年画创作中，如李可染创作的《老汉今年八十八，始知军民是一家》（１９５０年）、《新得的黄牛》（１９５１年）。《工农劳动模范北海游园大会》（１９５２年）；潘天寿《踊跃多缴公粮》（１９５０年）；叶浅予《全国各民族大团结》（１９５２年）；石鲁《幸福婚姻》（１９５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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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16 17:34:52